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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仅获得了拍摄的许可

归档日期:10-11       文本归类:疆南星属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那时每天除了调查资料以外,脑海里都是片子里的故事,歌声里的悠扬婉转,记忆中河边饮水的牛羊,小屋前升起的煤烟和油滴滋滋作响的声音,还有一个大概叫阿依古丽的女子,在河畔等着一个叫迪力夏提的男子,用美丽的维吾尔语唱着那一句“گۈل چىچەككە ئورايمەن”(我手捧鲜花迎接你)。

  这应该是最难拍到的一张照片,从市区算起,直到来到这个不知名的村子,一共经过了四道检查点,刷身份证和安检数次后,我找到了在这个小学里支教的朋友。然而就像下文中谈到的局限性,其实相对于单纯讲维吾尔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聚落,在汉语言流通较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拍照反而是一件更难的事情。我的体验是,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更多的汉语教育的人,对事件政治敏感度的判断上会更加小心,而体现就在于,我和相机一同进入大门,除去支教的朋友,还有两位当地教师近身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询问,可以看得出她们非常谨慎,而我也只好拿出学生证来解释毕业创作的目的,相互僵持大约花掉了十分钟,那时刚好遇到了孩子们放学,最后不仅获得了拍摄的许可,还有老师们给巴郎子们整了整队形,才有了这张图。

  照片里戴帽子的老人,是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村民,他曾经被带走一年多。如今他已回到了家,除了给他拍一张儿孙满堂的全家福,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补偿”他。但我很感谢他,因为遇见他是《疆南》的转折点,我不再局限于塔里木河,转而把视野放在了整个南疆。他讲话时嗓音很低沉有磁性,声带振动的频率好像可以让周围的空气泛起涟漪。我从未听到过如此“父亲”一般的声音。于是我让他念了一首阿不都热衣木•乌提库尔(维吾尔文学家、诗人)的《足迹》,我唯一知道的维吾尔诗歌。

  作为生长在新疆的孩子,能为家乡拍一组照片,继而获得多方的肯定,真的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那些离开新疆在外或求学或打拼的游子,这个地名对我们来意味着很多东西:家、故乡、蓝天、土地,还有拌面烤肉馕,还有的,就是某些时候听到看到想到她时的热泪盈眶。

  第一个局限性:时间,时间,还是时间。尽管《疆南》的前期调查工作是在2016年年末就开始的,到去年11月最终整理成一套作品定下名字,周期大约整一年,拍摄调查周期大约为两个月。然而这个时长对于纪实摄影项目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我已经把它的完整度尽力做到了最好,所幸对于毕业作品来说它已经足够。接下来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填充这个项目,所以《疆南》还会继续。

  本期推荐摄影师张博原,1993年生于新疆乌鲁⽊齐。纪实摄影师,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伦敦传媒学院报导摄影与纪实摄影硕士专业。

  在纪实摄影的创作过程中,作为摄影师的自己很容易形成一种“自我”和“项目”强相关的僵局,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我作为“观察者”这个身份的分量。尽管《疆南》的初衷和呈现都是在表达新疆的美和我对“身份认同”的渴望,然而其中势必掺杂着“我”因对家乡的“幻想”而带入强烈且感性的主观认知,难免会让人过于投入当下而不自知。也就是说,会因为手握镜头便油然生出一股“当下唯我”的错觉,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我也十分警惕这种想法的萌生,因为在纪实摄影里,它似乎十分容易被看穿。

  听完之后,心中生出一个想法——把原本拍塔里木河的范围扩大到南疆。后来整理照片时分析当时的心态转变,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意识到了对身份认同感的诉求来源于整个南疆地区在生长过程中的缺失,而不仅是塔里木河作为母亲河的概念缺失而已。

  在新疆有很多美丽的维吾尔姑娘,其中也不乏有一些长相十分“汉化”的少数民族,在塔河干流周边行进的那段时间,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姑娘,她穿着比她还大一圈的防刺服,反差很大,看得出肤色被毒辣阳光晒得深了一圈,但是眼睛很有灵气。那时候还问她为什么在距离县城这么远的地方做这样一份工作,她说家里给安排上了,而且工资待遇也不错。有意思的是,她领导说她有时会忘记戴头盔去开门。

  毕业展结束之后,我把展出的照片从墙上拿下来签上名字,和同学互相交换喜爱的那张;独自走在干涸的玉龙喀什河河床上,用拍立得相片换来了卖玉人的赠礼,那几块白色的石头是不是玉一点儿也不重要;回看《塔里木河》纪录片,发现片中的桑皮纸手艺传人阿卜杜力米提,就是我后来在墨玉县拍到的那一个;飞机落地和田后,阿布来提大哥一眼认出了我,和我热情地拥抱问候,我说了那句学会很久的 Assalau mahalykom;回到英国前,我买了几罐和田的药茶和玫瑰酱,有时自己在宿舍做抓饭,会泡一些来喝,让自己短暂地回到家乡。

  大概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确认的过程,在我身上一寸一寸地烙下了新疆的印记。有位朋友说,这个系列,新疆大过了张博原,我很认同,这是现阶段的我想要展示的,也是我有能力展示的那个新疆。后来有一天,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告诉我,她父母以前在南疆生活,看完《疆南》的照片后对她说了句“拍到心里去了”,我听了心里面很暖,然后很久都说不出话来。

  这一张是8月在和田拍到最喜欢的单人肖像照,但由于某些原因没有收录进第一版《疆南》的展出部分。从第一次去和田时用Lomo拍立得做探索性的拍摄开始,为别人拍摄肖像时,无论如何会让TA们拥有自己被拍摄的照片,或纸质或电子版。大概是从2016年末第一次正式地给一位意大利收藏家拍摄肖像后养成的习惯。当他拿到相框的时候,我似乎完成了一次肖像拍摄的“仪式”。

  很奇怪,后来回到伦敦,每当展示这些照片时都会有人问一句“Is this in China?” 我说当然在中国,在古称西域的广袤土地上,有一个叫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它比不列颠国土面积还大些。经常想起大学时朋友们好奇的问我:“你们上学都骑骆驼吗?” “没啊,刷卡坐公车啊。”后来我都会说:“对的呢,我们刷卡骑骆驼的。”

  《疆南》项目的开展,是我对自己身份认同(Identity)的一次探寻,关于“我是新疆人”的一次确认。从成年时到成都读大学,到毕业后来到英国读研,伴随着一步一步远离故土,从学编导到踏进纪实摄影的世界,很多次感到迷茫的时候,家乡的名字总会在脑中浮现。和很多摄影师拿它作为题材一样,我的第一步,也是回到故乡去寻找自己是谁。

  《一代宗师》里,宫二用“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来描绘武道修为的三重境界,若放在此次南下的旅途中,我应该是见了自己,而拿相机拍照是我见自己的最好方式。选择用胶片来拍南疆,一方面是胶片提供了更加高质量的影像,另一面则是胶片成像让人等待的过程,着实太迷人。对我来说,摄影是用以补充语言所不及之处的存在,当我看完听完了那些南疆的字句,还能做的,就是自己去把它拍下来。

  虽然生长在新疆,然而我的身份更像是“移民”的后代。大部分生长于此的80、90后,除了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大都是祖辈们来这里支边和生产,最后扎下根。这批人也逐渐有了一个“疆三代”的昵称。

  在信息时代,纪实摄影师应该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然而这个标准并不意味着当真有一套流程或规则对纪实摄影师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它其实可以是几个简短问题及其个人化回答的集合——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拍什么?TA和我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拍?我拍来给谁看?拍完我又何去何从?——它应自发地存在于每个创作者的心里。至少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纪实摄影师所应当具备的问题意识,而不是完成一个段落,就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当然问题意识不仅限于此,但如果没有了思考的搅动,作品将是一潭死水,最终变成积淤的坑塘。

  但不得不说我也要面对这种fear,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会把什么“能拍”和什么“不能拍”调整至风险最小的范围里。而我个人异常厌恶这个现状,因为无法以某种标准来衡量风险,这让我作为创作者必须面对和承认自己的软弱与无力(基于现实制约下的),活在“创作是否’真实’和完整”的阴影里。但用狄更斯的话反过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每个时代的纪实摄影师都背负着一个时代甚至几个时代的后遗症,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背负着上一代人遗留的问题,妄图改变它们,却发现再如何用力,也终为徒劳。

  第二个局限性:许可(Access)。这个许可包括前期调查时进入机构查阅资料的许可,以及拍摄时进入任何一个村落或工作单位的许可。其实之前我也有写过,在调查资料的过程中,有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源于同某地方志编纂机构的某位领导有过一番争执,如今已过去了一年时间,当重新来写这一段时,发现自己尽管从头至尾都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依然不愿意原谅他,因为他的存在,我不得不放弃一本重要的资料,还不得不在之后的日子里面对各式各样的“他”存在与其他的位置上,阻碍着一个学生,或者说一个公民查阅资料。当然拍摄的许可相对于调查资料的许可来说更加重要,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些在先的联系人,《疆南》会低于现有的完整度,而且在方向上会发生质的改变。

  纪录片《塔里木河》第七集中,于田县的玫瑰花农说:“检查站越来越多,人们都不愿意过来(买玫瑰花)。”如今,在新疆自驾出行,检查站等待所耗费的时间比以前要多很多,原因是道路检查力度大大增强了。市县乡镇各地区的入城口都安置着检查点,所有驾乘人员均需要下车刷验身份证通过,以此方式过滤出不法分子,确保地区的安全稳定。而这对于驻地的警务人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从和田开去喀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沙尘暴让能见度降至两三米,经过英吉沙的检查站时,我必须打开车门下车去刷身份证,而车外的警员站在风沙中,只用大衣领护着脸,没有戴口罩。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厌烦下车刷身份证这件事。

  图中的这一台坦克从外形上看,极有可能是59式坦克,是在中国服役最久的型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轻型军械在旁边展示。其实对于维稳安保力度非常强的新疆来说,见到装甲车什么的并不是那么稀奇。不过这次2017年7月在库尔勒进行的国际军事比赛还是让我有些意外,它从头至尾都面向公众开放。也就是说,平时看到的装甲车是不允许拍照的,但这里是可以钻进去玩且可以拍照的。但当有镜头朝向自己时,展位旁边的士兵还是会压低帽子遮住自己的脸。

  《疆南》从开始筹划到编排成展的整个过程,是我寻找“身份认同”的一个段落。至少从2016年到现在,它维持着我的身份。不如说这个拍摄过程补充了我对家乡的认识,无论是从她因为地域因素而产生的政治环境压力,还是世居于此方天地的多民族生活现状,当然还包括而不限于拍摄地区的人口数量、史志、饮食习惯、婚嫁、水域、教育等等方面的调查,都在补全“家乡”在我脑中的概念。

  在和导师同学们交流时,我提到一个中国人从很小就会接触到的概念——母亲河。那大概是他们第一次了解到河流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因为外国人不会把河流和母亲两个词语联系到一起。也使得我发现河流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空缺。乌鲁木齐是一座没有河流的城市,所以在看完最后一集纪录片后,我决定要去拍塔里木河——虽未曾哺育我,却穿过了塔克拉玛干,伸展臂膀到南疆各处的新疆“母亲河”。想来,她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一定是缘于新疆太大,而她要更努力吧。所以时常想着她,期望着她会不会是我的根。

  第三个局限性:一种 realistically imagination-based fear(自命名,大致是人说在某种现实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恐惧感)很难用reference来佐证这个概念的准确性。但首先,这种惧怕主要是对自己要面对的后果(在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的惧怕,同时,imagination-based就是说这个后果并没有发生,是由主体臆想或推断出来的。比如上文中提到的领导,我认为他惧怕的是自己所领导的机构陌生人获准进入,员工会被责罚,他也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之后他的害怕来的人不仅是个陌生人,还可能是他所臆想的“不是个好人”,那他将面对的(臆想出来的)“后果”(并不会发生)就会十分严重了。

  那时候我才发现,为什么中国当代有那么多摄影师要去拍河,像当年Alec Soth一样沉睡在密西西比河畔,像Nadav Kander一样凭直觉去纪录离家万里的扬子江,像程新皓一样用人类学调查的视角去命名盘龙江,也可能像张克纯一样去他乡北方寻根的旅程看几眼黄河。

  维吾尔年轻人在河边解开放手机的塑料袋来加我微信;尉犁县的牧羊人从草棚中翻出来袖珍记事本找寻子女的手机号码;村巴扎的做饭老人拿着我的手机看几个月前我给他和老伴拍的照片;一家老小聚在葡萄架的荫凉下等我拍一张全家福。回想起来我很感激TA们,没有拒绝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而我也无愧于每一张映入镜头的面孔。

  2016年年末,大概是最迷茫的时候,窝在几平米的学生宿舍里,看了一部叫《塔里木河》的纪录片,片尾曲是帕尔哈提唱的《Tarim》(意为塔里木)。大概是那时的心里的热涌让我无比想念新疆,而八千多公里也许就是我能长久远离她的最远距离了。

  我很幸运,因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是随着一步一步走近新疆而逐渐被填充的,我去寻找它,而它也恰好在那里等我。疆南就是我心里南疆的名字,它值得拥有一个如此诗意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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